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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锋：以互联网理念运营金融公司

www.jz123.cn  2010-01-23   来源:   经济观察报    责任编辑(袁袁)    我要投递新闻

　　办公室里坐着超过1000名员工，产品拥有2亿多用户，每天通过它发生数百万笔交易，单日的成交量超过了12亿人民币，拥有5年历史的支付宝可能是最让人好奇的公司之一。它如何处理账户中数额惊人的交易资金?在管制严格的金融领域，它如何小心翼翼地生存?它怎么处理同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它又如何保持高速的增长?

　　作为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支付宝前途无量，同时未来又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支付宝的总裁邵晓锋和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都曾在不同场合宣称，只要国家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把支付宝奉献给国家。

　　支付宝最初的创立是为了给淘宝网建造一个可以担保交易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个想法创造性地解决了网络购物的支付途径和对信用缺失的担忧。2004的12月8日，支付宝从淘宝网剥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随后，在2007年1月成为支付宝的总裁后，邵晓锋跟人解释最多的问题就是，淘宝网只是支付宝的众多客户之一，其他的客户还包括诸如巨人网络和东方航空这样的公司。

　　中国电子商务和支付宝本身都在迅速增长。支付宝用来庆祝自己成长的方式是裸奔。它的5年历史上一共发生了12次裸奔，最近的一次裸奔主角正是它的总裁邵晓锋。那是2009年的12月9日，目的是为了庆祝通过支付宝交易的单日成交金额超过12亿。同时，邵晓锋希望自己的裸奔能够给公司带来创新的勇气。

　　他将支付宝称为一家以互联网理念运营的金融公司。但是在最近的一封内部邮件中，他显然发现这家公司身上的互联网属性还不够。他抱怨说这家公司还不够创新，同时对自己的用户关注不够――这两个缺陷都是伴随着支付宝爆炸性的成长凸显出来的。“今天很多人在关心国家政策对我们的影响，很多人在关心竞争对手是否在迅速扩张，关心着更多支付宝可以涉足的新行业新业务。我们却忘记了，可以抗衡所有危机的根本，在于用户是否对我们的认同。”他争辩说，不能因为业务太忙，精力有限就忽略了对用户的关注。

　　在《经济观察报》对他的访问中，曾经的全国优秀特级警察邵晓锋回忆了互联网对自己的改变，他如何决定加入这家公司，他对电子商务和新商业文明的理解，以及他对这家公司的担忧。

　　“互联网让人变得自由”

　　经济观察报：你对互联网的情感是怎么产生的?你最初怎么接触到它?还是说只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你才对它拥有情感?

　　邵晓锋：我记得最初我使用的电脑还是386、486。那时候更多是玩，不一定跟自己的生活相关。那时候我是把它当成游戏机一样的东西，因为上面有很多单机游戏，后来又有了红色警戒、帝国时代。我玩游戏基本就是那几年，也会去看些新闻，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在工作上的应用。那时候我还在当警察，在公安体系内部，使用了互联网技术以后，对我们提升效率产生了非常大的帮助。

　　第三个阶段就是互联网开始往电子商务方向发展。我觉得互联网真正深入到人的生活中应该是从电子商务开始的。上网不光是玩，或者查点东西，电子商务使得网络变得跟生活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深切感受到，互联网几乎是把我们原有的传统生活模式在一定时间段里整个改变了。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互联网会跟你的生活发生特别大的关系，是到阿里巴巴工作之后吗?

　　邵晓锋：不是，在公安体系工作的时候已经发现互联网跟我有很大的关系，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最早的时候我们所有户籍的管理方式是，每个派出所里有一个巨大的仓库，如果要找一个人的户籍资料，你要到仓库里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去找到一本册子。有了计算机技术以后，至少在派出所里人们会把信息输入电脑，找起来就非常方便。后来又发现，每个派出所之间信息不连通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没有数据共享和分享，信息依然闭塞。公安第二套系统就是把单机版电脑全部去掉，形成公安内部局域网，从一个地区慢慢扩大到一个省，到现在已经进展到全国性的网络。

　　经济观察报：我很想知道你加入这个公司之前，对这个行业，也包括可能对这家公司的理解。正如你刚才说的，有些想法是很幼稚的。四年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邵晓锋：比如我现在非常铁定地认为，互联网应该是开放的平台，而且越开放越好。我刚进来时，比如说淘宝，淘宝这个平台我可以把所有东西装进去，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打个比方，一个巨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张。商家都非常辛苦，包括对商家提供服务也很辛苦，所有供应商的需求都不一样。但今天我觉得所有人进出都很自由，很多服务并不需要全部由我们来提供，有些服务用户相互之间就可以提供。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当时觉得什么都可以放进去，但当这个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社会形态，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做。你只要给它一个市场机制保障就可以了。这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体会的。

　　经济观察报：互联网把人变成自由主义者。

　　邵晓锋：对，互联网真的是让人变得自由。

　　经济观察报：你以前是这样认为的吗?

　　邵晓锋：我会接受，但没有那么强烈，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个人，包括每个领域都应当有适当的空间，我加了“适当”两个字。适当就是限制，其实不应该有限制。

　　经济观察报：我很好奇，你以前接受的那种训练和教育，应该跟这个公司想加给你的文化和训练不是很一致。

　　邵晓锋：差别没那么明显。当然警察队伍纪律很严明，但警察也分很多警种，比如刑侦这个警种，很多限制不是那么严格。刑侦这个工作有点被动，案子发生以后，你要根据案子当时的情况决定该做什么，每个案子都不一样，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应对，自己的空间还是蛮大的。有些基本的做事的思维也有相关性，比如获取信息的能力。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越想做一个准确的判断，获取的信息就越多越好。

　　经济观察报：五年前，你对阿里巴巴包括创始人马云的认识是什么?

　　邵晓锋：对马云，我以前很欣赏，没进阿里巴巴之前，我觉得他看问题很尖锐，视野比较开阔，尤其他有结果让我看到。而且我发现他看很多问题相对而言前瞻性要比一般公司领导者强，他常常会看到另一个层面上的东西，这种前瞻性对一个企业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是对未来策略的判断。

　　进公司以后，我发现，他看问题的视角确实非常独特，对长远未来的判断，准确率非常高。而且他常常有这种直觉――这种直觉有一部分是可以后天训练的，但还有一部分是先天带来的特质。他经常在很多判断上让我们突然有跳跃的感觉。比如2007年的上市，2006年底之前我们一直在说不上市，而且当时已经达成共识，因为阿里巴巴当时不缺钱，在全球影响力也不弱，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急迫的事情。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就要在5月上市，大家都问为什么，他说可能整个全球经济会变坏，我们要做准备。但那时我们还没有什么感觉，股市还红红火火，全球经济还在发热。而且他说服了我们所有的人。事实从结果来看，你会发现他的判断非常准确。

　　经济观察报：他需要说服你们吗?

　　邵晓锋：当然。在阿里巴巴比较民主，有一些决定需要大多数人的认同。马云其实非常善于跟下面的员工沟通。

　　经济观察报：上市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邵晓锋：跟我个人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来阿里巴巴比较晚。上市对我影响不是太大。而且这也不是我关注的地方。我和我太太两个人都是公安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我穷。来了公司，当然收入比以前高很多，但我也从来没觉得我有钱。

　　经济观察报：他是怎么说服你加入这家公司的?

　　邵晓锋：我们认识很多年，其实大家一直在互相接触。中间有一段时间接触少一点，那是他去北京的那段。1999年回到杭州，我们还是定期进行沟通。我对他做的事情感兴趣，他对我的警察工作也很感兴趣，经常交流。有时候他会偶尔提一句，说人要多一点经历。其实我也希望个人的经历能丰富一些。我是看着阿里巴巴一路成长过来的。做公安，从业务上我差不多已走到了一个顶点。再往下可能往政途上发展，玩政治，做管理。以我的个性来讲，不是说那些事情我不能做，但那不是我最喜欢的事情。而且后来在体系内也培养了接班的人选，自己离开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当然也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自己到了一定的阶段，可能要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挑战。如果继续做公安，我可以想象到我的80岁是怎么过的。到了阿里巴巴，你压根儿不知道两年以后会怎么样。

　　经济观察报：你能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状态是否适合这家公司，或者会给他和这家公司带来什么东西吗?

　　邵晓锋：当时也没有特别多的谈这些内容，他坚信你的状态、学习能力、处事和做事的方法，他相信互联网这个行业你一定能做。

　　在思维方式上他比我更感性，感性得多，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他天马行空，而且思维跳跃非常快。而我们则需要更多时间，去想怎么把事情做出来，理出条理、去做分析和具体策略的谋划。

　　“既不能跟既有规则形成激烈对抗，又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它”

　　经济观察报：当你讲新的商业文明的时候，你心里明白自己是在指什么吗?

　　邵晓锋：开放、全球化和责任分享都是新商业文明的属性。但其实新商业文明说到根本就是商业模式，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社会资源更优化的配置。原来很多商业模式带有信息的局限性，比如企业没有能力把产品信息传播到更广的区域，只有通过渠道你的产品、品牌和服务才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对消费者来讲，因为中间经过了更多的环节，当他拿到产品的时候，他所付出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产品本身的价值。今天有了互联网技术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方法和更便捷的通道能让信息迅速传遍全世界。这就有可能缩减整个社会商业模式的中间环节，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经济观察报：支付宝这家公司对你的改变大吗?

　　邵晓锋：改变非常多。因为两个方面的改变。支付宝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做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和简单的商业体系相比，思维方式不一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淘宝，只要不违法，只要用户接受，你尽可以去做。但支付宝不行，支付宝涉及的是金融，而金融会涉及国家安全，你要考虑的东西更多。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除了不违法，除了用户接受，还要看看政策是否容许。政策允许了，你要看是否有合作伙伴一起做，因为支付宝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合作伙伴，银行跟不跟你玩，商户跟不跟你玩。这样下来，你会发现自己要思考很多既有的游戏规则。而做淘宝不需要参加任何一个游戏规则。做支付宝，我是在既有游戏规则中做，既不能跟它形成激烈的对抗，又要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它。这是从业务层面上讲。

　　从管理层面来讲，这其实是我真正独立带的第一家公司。

　　经济观察报：相对于其他管理者而言，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邵晓锋：我对人的判断力会比较强，毕竟是刑侦出身。可能会有挑战的是培养人，我要培养的是管理者，而不是具体做某件事情的专家。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学习去做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邵晓锋：首先还是从实践中学习，不断反思自己做的每个决定，自己哪些地方需要提升。第二就是学习成功的案例。刚来支付宝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自己是来管这家公司的，半年之后我发现不对，这远不够，你应该清楚知道自己做什么事情，对公司未来是好还是坏，你要承担100%的责任。你不是去被动执行某件事情，而是说，整个公司未来怎么走，你都是主要责任人。

　　经济观察报：你希望同现有的金融机构维持什么关系?

　　邵晓锋：共赢互补，去推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不可能没有妥协，但也不能完全按照它们已有的模式去做，我们需要去推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该让它们得到同样的发展。所以我希望能够达成一种合理利益分享机制下的共同发展，这是我希望的合作方式。

　　经济观察报：你能提供给这些强势的金融机构什么东西?

　　邵晓锋：比如说网络银行推广上的帮助。支付宝对整个中国网银用户的增长，带来的效应非常大。同时我相信，未来合作模式成功之后、商业模式成熟以后，会有很多收益上的分享。其实现在也有，我对合作银行会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然后，支付宝还推动了很多银行业务的出现，如果只是支付宝的业务，让体系本身产生这样的创新难度很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几年银行业务创新很多是跟支付宝相关的。

　　经济观察报：你会把谁视为竞争对手?

　　邵晓锋：现在很难为支付宝设定竞争对手。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全球都找不到类似的机构。可能中国会有一些类似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但它们和支付宝差距还是蛮大的，无论从规模还是提供的业务种类上。

　　经济观察报：但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会在大的商业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坐标?

　　邵晓锋：我们会有一些标准。首先这家公司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我们不会做线下的传统的运营。其次，我们是电子商务的基础服务设施，非电子商务的业务我们不会做。第三，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用户不是商户，是个人用户。有了这些标准，可以保证支付宝的大方向不会偏移。至于未来具体形态是什么样，我觉得可能我们会一步步看得更清楚。

　　我们也会参照其他一些公司。在国内我会关注银联业务的发展，在国际上我们关注贝宝公司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是，银联会选择把支付宝视为竞争对手。

　　邵晓锋：这个声音越来越强。其实被银联这样一家公司当作竞争对手，也证明我们方向的正确。银联把我们当竞争对手，其实是因为它是从传统的金融服务业出发，向互联网发展，在互联网领域就一定会碰到支付宝。我倒是希望银联能加入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中。这个行业还不是一个成熟和饱和的行业，更多的竞争会促进它的活力。

　　经济观察报：你关注的公司里，有金融公司，也有互联网公司，对于支付宝而言，它是互联网公司气息更浓，还是金融公司气息更浓?

　　邵晓锋：支付宝是用互联网的理念在运营金融的业务。支付宝发展初期互联网味道更重，因为它完全是基于互联网理念在运营自己的业务，到了今天，当支付宝的用户数、交易笔数和涉及的资金达到目前的规模时，必须有大量的金融元素被加进去。最终会处于并重的状态。

　　经济观察报：互联网公司的属性和金融公司的属性其实差别很大。

　　邵晓锋：是的。但这是发展的优势，从传统金融公司向互联网做延伸很难，因为之前包袱太重，体系惯性都在，包括人才配备和业务的重心。倒过来互联网公司向金融领域延伸，成功的几率远远大于从金融机构往互联网发展的。

　　经济观察报：这家公司最大的风险或者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邵晓锋：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行业到今天为止还处在法律的边缘，没有法律禁止它，也没有法律允许它，所以在整个行业发展过程中，竞争也不是很规范。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涉及大量金融资产和资金的流转，如果没有一套规范的体系，一旦行业里某家公司出了一个大问题，可能会连累整个行业受到打击。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情。未来中国会对这样的企业发展做出怎样的限制和扶持，这都是我们期待明确的问题。如果我现在开始一个新业务，未来政策却不允许这一项，那成本是很大的。这是我们担心最多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有做什么事情来尽量避免这种危险呢?

　　邵晓锋：主要从两个层面，第一是社会责任感，自己要有一个标准，比方说客户保证金和它产生的利息，我们都是单独一个账户，在法律不明晰之前，绝不动用这笔钱。很多人认为支付宝是靠利息挣钱的，其实利息我们一分钱没动过。在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的运用上，我们有很多严格的规定。对支付宝的数据库，我们也做了很多灾备体系，我要防止一旦发生灾难性事件，数据流失对社会和用户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我不惜重金在全国各地建灾备体系，我们在杭州建了四个数据库中心，嘉兴有一个，天津现在正在建。

　　第二，我们保持着同相关监管机构的非常密切的沟通，包括跟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各级相关政府部门。也会有很多相关的专家、学者定期请来给我们会诊。每个月我们都会把整个支付宝的业务状况，包括新业务的开展情况，呈书面文字报告给人民银行。它没有要求过我们，但我们报给它，让它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全部公开、全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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