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目前中国商业文化统治一切非常不认同。

　　互联网的影响力太强了，让你原来的很多思维、信念坍塌掉了。

　　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个媒体人士，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

　　我最害怕中国社会变成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没有信仰的社会，所有的中国人变成做事无底线，做人无原则的人。

中国的未来学家？

　　本报记者：外界对你的评价一直很高，在关于数字化对中国影响方面，因为把《数字化生存》翻译到国内，你被称为“中国数字化的第一人”，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胡泳：这是我个人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我刚开始做互联网是1995年的时候，到现在有十二年了。好多想法当时觉得还不是很现实，但今天回头来看，好多东西不仅是现实的，而且甚至是过于现实了。就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来看，我觉得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做了一件合适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个人从事媒体行业以来，做得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很多人觉得你像个未来学家，大概是因为以前说的很多网络方面的东西到现在都一一兑现了，你觉得自己是个未来学家吗？

　　胡泳：我是做媒体的，自己对技术不是很通。我对互联网发生兴趣的原因很简单，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网的感觉。那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校园里已经有互联网了，社会上还基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1995年的时候北京电报局可能有3000个互联网用户，但在校园里已经有了E-mail、bbs等。

　　1995年10月，我第一次去清华大学上网，在一个bbs上大家在讨论台湾问题。这样一个媒体形态给我特别大的震惊。因为这在我们那个做媒体的时代是绝对不能想象的。我们那时在做《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中国没有生活周刊，大量模仿美国的《时代周刊》。与读者互动唯一的通道就是在前面做读者来信，这在当时是个新鲜的东西，觉得和读者拉近距离了，增强互动了，但这种互动和互联网相比太苍白了。所以我当时特别震惊，觉得互联网一定会超越所有的媒体。那次上网经历改变了我，从那以后我到处搜集互联网的材料，我上网，凡是有Internet字样的东西我就拷下来，琢磨它。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写本书。在找材料的过程中，翻译了《数字化生存》。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有颠覆未来的本事，主要是互联网的影响力太强了，让你原来的很多思维、信念坍塌掉了。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改变很多未来的事情。

　　本报记者：刚才你说到从事媒体行业，除了曾经做过的传统媒体，还做过中央电视台的总策划、总导演、互联网评论家、管理图书出版人、专栏作家等。感觉跨度比较大，你自己如何理解其中的共性或逻辑？

　　胡泳：其实总的来讲，我个人做的事情有一个阶段性。我自己是学媒体的，一直在做媒体，到现在为止做了十几年了。开始就是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媒体记者一样，采访、写作。开始是做报纸的记者，然后做《三联生活周刊》经济板块的主笔，也就是做杂志。但是在做杂志的过程中我觉得互联网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个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工夫在推动互联网上面。与此同时，我自己除了在做数字文化外，对企业管理也发生了兴趣。

　　在平面媒体和网络的工作大概一直持续到2001年左右。然后我进入电视台，电视台看上去是一个跟平面媒体不同的媒体样式，但其实我在里面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做的基本上全是财经，是宏观经济、企业管理。所以在大跨度的活动中，我的基本活动内容具有一致性。等于说我做的基本就是两件事：互联网和管理。看上去可能做过的事情比较多，但个人的主要兴趣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中国互联网成功的非技术因素

　　本报记者：在工作重心发生改变后，互联网方面你最近参与的似乎少了一些？

　　胡泳：互联网仍然在做。我们曾经在1997年的时候做过一套《网络文化丛书》，当时是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最早从文化角度看互联网的一批著作。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计划再做一批关于互联网的丛书。做这个书本意不是想赶时髦，因为互联网它本身表层的东西或者说是尘土飞扬的东西特别多。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和国外的互联网在我看来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由于中国本土土壤的不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同，中国人本身跟外国人不同。大家都说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但中国互联网产生的很多东西确实和其他国家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

　　十年以后，再来做书的时候，我的第一主张是，我们要做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东西。要观察中国互联网真正的问题，不是像十年前更多的是以引进为主，告诉中国人什么叫互联网，互联网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当时肯定是以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或者技术成果的目的为主。但是十多年以后，感觉一定能从中国互联网的本土经验总结出一些东西来，这是一个基本的主旨；第二，就是希望能够在尘土飞扬的地方穿越尘土看见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不求你有多长的历史价值，但是对于现实这种纷繁喧嚣杂乱的东西你有一个沉淀，然后你能用学理总结归纳出一些东西来。这套书在明年年初大概会推出五六本，这个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本报记者:刚才提到了互联网的中国特色。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包括像新浪这样的一些门户网站的成功，有一些中国特色，认为中国互联网承载了很多民生和民主的意义。你的理解也是如此吗？

　　胡泳：我觉得这个意义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因为技术有一个所谓的上下文或者说语境。也就是说一项技术拿过来，不是说这个技术就能改变一切，这个技术一定是要植根到现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中。所以说，在中国就会出现别的地方尤其是互联网领先的那些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像新浪这种新闻门户，在美国是绝对没有的，这个肯定是中国特色。还有像QQ这种典型的以青少年用户为基础的网络，现在可能还超越了传统网络用户，形成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至于说互联网上流行的东西，中西方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有它独有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容易造成互联网上舆论的激烈程度超越传统媒体？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媒体不可能给普通的中国人以表达的渠道，所以说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以后，它肯定以一种更加迅猛、更加极端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出现。所以，你就看见互联网上有时候很多人有愤青、暴民的倾向。

　　本报记者：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现状是否已经超过了你十年以前的预期？

　　胡泳：